DC学术 | 面向压力人群的康复景观循证设计及疗愈实践
面向压力人群的康复景观循证设计及疗愈实践
Evidence-based Design and Healing Practice of Therapeutic Garden for Stressed People
文/袁晓梅 周同月
袁晓梅/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同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立足瑞典Alnarp花园、丹麦Nacadia花园和Octovia健康森林的研究与实践，梳理北欧近30年面向压力人群的康复景观循证设计与疗愈实践，包括支持性环境理论（Supportive environment theory）、知觉感官维度（Perceived sensory dimensions）、康复景观循证设计模型（Evidence-based health desig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健康促进循证设计工具（Healthpromoting Design Tool）等。阐明如何通过循证设计落实预期疗愈目标，最终达至恢复性环境与作业活动协同的康复景观建构，并就未来的发展提出展望。
关键词：住区、康复景观、循证设计、自然干预、压力恢复、公共健康
快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生活使人长期处于压力状态，是引发焦虑症、抑郁症、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1~3]。世界卫生组织将压力相关疾病列入健康预防的优先领域[4]，自然环境被认为是促进压力恢复重要的公共卫生资源[5]。
北欧是抑郁症、焦虑症等疾病高发地区，压力相关疾病的自然疗愈开展较早，其中，瑞典农业科学大学风景园林系Patrik Grahn教授团队的工作最具代表性。该团队经过30多年努力，形成了压力相关疾病预防与治疗的康复景观循证设计与疗愈体系。鉴于跨学科知识的复杂性，本文系统梳理其研究背景，结合该团队在瑞典和丹麦研究与实践历程，解析面向压力人群的康复景观循证设计成果与经验，旨在增进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整体理解。
一、研究背景
现代医学发展突破了传统生物医学的局限性。1979年，医学社会学家Antonovsky提出了健康本源学（Salutogenesis）[6]。与病因论（Pathogenesis）关注疾病的起因和治疗不同，健康本源学更注重保持和促进健康因素，自然环境被认为是重要资源[7]。1984年，Ulrich通过胆囊手术患者的康复环境比较，首次证明自然环境对疾病恢复的积极作用[8]，推动了大自然健康效益研究的发展[9]。20世纪90年代的循证医学发展，促进了将设计决策建立在可信的研究证据之上，以达到最佳的预期结果[10]，成就了以大自然健康效益为基础的康复景观循证设计（Evidence-based Design）体系[11]。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心理学领域针对大自然健康效益提出了多个理论假说，压力缓解理论（Stress Reduction Theory, SRT）和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是其中的两个经典理论。它们都认为人类通过进化适应了自然环境，因而对自然环境有一种强烈而一致的积极偏好，比其他类型环境更有利于身心恢复[12、13]。压力恢复理论认为自然的减压效果是一种无意识过程和影响，而不是相对耗时的认知活动[14]。注意力恢复理论认为自然环境将人的注意力从定向注意转向非定向注意，从而实现定向注意力的恢复[1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园艺疗法作为康复医学的一种作业治疗手段，广泛应用于战后士兵的心理康复，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康复医学采用人类作业模型（Model of human occupation, MOHO）来解释园艺治疗的作用，即人类活动需要调动各种身体功能的协调作业，使用自己的身体和头脑去追求快乐和有意义的作业就会感到有收获[16]。Patrik Grahn教授团队的研究源于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其目标是通过整合恢复性环境与有意义的作业活动，提升环境设计的健康效益。
二、研究历程与成果
1.城市公共绿地研究（1985~2000年）
Patrik Grahn教授的相关研究始于1985年[18]，一开始关注城市公共绿地的空间质量[17]。研究发现不同绿色空间对使用者的吸引力各异，概括出公共绿地的八个积极特征：宁静、野趣、物种丰富、避难、空间、愉悦、节庆和文化。同时发现使用者的空间选择与其健康状况有关，精神力量越弱越需要独处的内向活动，比如独自散步、采摘浆果等；随着精神力量增加，开始喜欢观察周围的人，对社会环境的情感参与活动感兴趣增加；只有拥有了给予和分享的精神力量，才能够和他人一起合作，选择主动参与类活动；当精神力量足够强大时，就能以外向活动为主导，主动引领他人开展活动[18~23]。
1990年代是康复景观循证设计的形成期，Patrik Grahn开始探讨面向特定人群的康复景观循证设计，组建包括医疗卫生（作业治疗、物理治疗、精神病学、神经科学等）、环境设计（风景园林、园艺等）、行为科学（心理学、环境心理学）等在内的跨学科团队。经过近10年的摸索，在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建立了面向压力人群的康复花园（Alnarp Rehabilitation Garden），开展康复景观的循证设计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24]。
2.康复景观循证设计理论构建（2001~2010年）
1）瑞典Alnarp康复花园概况
Alnarp康复花园面积约2hm2，主要面向压力相关疾病，如慢性疲劳综合症、抑郁症与焦虑症等。花园分为自然区和耕种区两大部分：（1）自然区具有恢复性环境特征，提供感官体验为主的被动活动；（2）耕种区涵盖多种亲近自然的园艺疗法活动。在花园投入使用不到两个月，治疗师发现自然环境能够促进运动功能，其大量的象征和隐喻有利于触发感觉与记忆，将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等融入自然环境，有助于增进疗愈绩效[24]。
基于这一观点，花园被划分成难度不同的空间，支持从内向活动到外向参与的四个不同等级治疗活动（图1），初步构建起疗愈环境与治疗活动的对应关系[24、25]。其中，自然区由“欢迎花园”“果林”和“草地”组成，以被动体验自然为主，具有宁静、自然、丰富物种、前景等环境特征；耕种园艺区包括不同能力要求的园艺活动空间：森林园艺区包括有机和自然的种植空间，私密的围合空间提供劳动量小的活动，患者能力要求低；传统种植空间以种植为重点，布局采用行列式，是几何状花圃的瑞典式社区花园，具有社会、文化、物种丰富等环境特征；硬质景观空间绿化程度低，设有各种高度的种植床和有现代感的温室，融合了大量的复杂活动，对患者能力要求最高[24、30、33]。
1 Alnarp康复花园设计模型[23]
研究结果显示，Alnarp康复花园提供的难度不同的活动空间有利于压力人群的治疗。68%的患者治疗后准备重返工作或学习[23]，其身心状况、社会功能显著提高，抑郁和焦虑评分显著降低，幸福感评分提高[24]，医疗卫生消费降低[26]。
2）支持性环境理论与知觉感官维度
Alnarp康复花园的疗愈实践证明了空间特征需求与健康水平的相关关系。Patrik Grahn正式提出支持性环境理论（Supportive environment theory），又称“意义范围/行为范围理论”（The Scope of Meaning/Scope of Action Theory）[24、27、28]。该理论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最复杂的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简单的是人与水、石头等非人类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自己的关系。在危机情况下，个体需要回归简单关系[24]。理论结合被动体验与主动参与，阐明健康水平如何影响个体的环境偏好（图2）。健康水平较低时，对社会环境敏感，适合内向型活动，对自然环境的需求度更高。随着健康水平增加，对社会环境的敏感性降低，逐步转向以外向活动主导的情感参与活动等，主动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获益。
2 知觉感官维度与支持性环境理论的对应关系[24、25]
前期城市公共绿地8个积极特征基础上，建立了与绿地特征偏好有关的8个因子，称为知觉感官维度（Perceived sensory dimensions，PSD）。所有知觉感官维度都不仅是物理环境的属性，而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30]。一般来说，人们喜欢“宁静”（感到平静安全），其次是“空间”(就像进入另一个世界)、“自然”（对自然内在力量的体验）、“物种丰富” (动植物种类多样)、“避难” (庇护所，一个僻静的地方)、“文化” (历史上人类劳动和人类价值观的标志)、“前景”(具有远景的开放空间)和“社会”（适合社交活动的环境）；“避难”和“自然”这两个维度与高压力人群偏好的相关性最强；“避难”“自然”和“丰富物种”这类亲近自然，同时没有社会压力的环境特征组合，是压力人群最具恢复性的环境[29]。康复早期阶段因健康水平较低时，“避难”“自然”“宁静”的知觉感官维度尤为重要；随后“丰富物种”“空间”“前景”维度变得重要；康复后期健康水平提高，“文化”和“社会”属性很重要。知觉感官维度与支持性环境理论存在的对应关系[25]，为面向压力人群的康复景观循证设计与疗愈实践提供了基础依据。
3.康复景观循证设计模型开发与应用（2011~2020年）
2005年，瑞典Alnarp康复花园项目主要成员Ulrika K. Stigsdotter在瑞典农业科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于2006年执教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风景园林系，并组建“自然，健康与设计”实验室。该实验室位于丹麦最大的植物园霍舍姆植物园中，拥有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实践(基于自然的治疗和健康促进活动)、示范和教学场所等多重功能。团队是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包括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环境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临床工作人员（掌握自然干预知识的职业医生、心理学家和治疗师）等[34]。实验室建有Nacadia治疗花园（2011年建成）和Octovia健康森林（2014年建成）两个实践场地，分别用于压力相关疾病的治疗与预防。
哥本哈根大学团队提出康复景观循证设计模型（图3）（EBHDL，Evidence-based health desig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旨在将康复景观循证设计过程具体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3 康复景观循证设计模型[36]
证据收集：立足最新循证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结合景观设计师的艺术技巧与设计经验，整合使用者需求、偏好、意愿及治疗方案和预期康复过程，形成循证设计证据。
项目计划：立足循证证据制定设计目标，提出相关设计标准与策略。
设计实践：根据设计目标完成康复景观设计与建造。
使用后评估：开展建成环境使用后评估，进一步完善环境设计与治疗方案[36]。
应《景观设计学》杂志邀请，该团队撰文对这一模型进行了详细介绍[35]，本文不再赘述。
丹麦团队还提出使用后评估的概念模型[37]，为使用者、治疗环境、治疗活动的解释提供明晰的框架（图4），包括以下5个评估要点：环境——评估使用过程中建成环境的适宜性；环境体验——评估使用者的环境体验与健康效益；治疗活动——评估环境对治疗活动的支持程度；治疗体验——评估使用者的治疗活动体验与健康效益；健康效益——评估环境与治疗活动整体的健康效益。
4 使用后评估概念模型中治疗环境、治疗活动、使用者的协同互动关系[37]
EBHDL模型是瑞典、丹麦两个研究团队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完整呈现，为面向压力人群的康复景观循证设计、疗愈实践，乃至使用后评估提供全过程指导。基于这一模型，Ulrika K. Stigsdotter团队建造了Nacadia治疗花园，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理论模型。
1）Nacadia治疗花园
Nacadia治疗花园占地1.1hm2，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清晰的治疗目标与方案。借助使用后评估模型的五个要点，我们对Nacadia治疗花园的景观构成与疗愈实践进行介绍：
（1）环境：Nacadia治疗花园约三分之二的面积被树冠覆盖，仅有六处构筑物，其余三分之一由草地组成，间有溪流、池塘、湖泊等各类水景，整体呈现出自然的氛围。按照设计目标，花园空间被分为四个区域（图5），分别对应不同的使用者能力与治疗活动（表1）[11、24、27、34、36]。
5 Nacadia治疗花园功能分区图[34、38]
表1 疗愈环境与治疗活动对应关系[11]
（2）环境体验：通过访谈结果和日志分析，表明Nacadia花园富于自然野趣、感官体验丰富，能激发使用者内心的平和与平静，让人放松下来[37]，同时也提供能力相关的支持性环境与治疗活动（图6）。
6 Nacadia治疗花园[11、37、38]
（3）治疗活动：Nacadia花园支持以下治疗活动：基于正念认知原理的个人对话疗法;花园活动；基于正念减压原则的意识练习，比如冥想等；患者“自己的时间”；家庭作业。治疗方案为期十周，每周三次，每次三小时。治疗活动以小组形式开展，每组不超过8个人，由两位治疗师和一位助理园丁指导。[11、38]行为跟踪结果显示：个人对话疗法通常发生在有休憩设施的地方；花园活动包括一系列的园艺活动，包括砍柴、清理溪流、采摘药草等，是分布最广的治疗活动；意识练习通常由治疗师在特定位置进行，如篝火处（图6b）、草坪（图6c）；人们自由选择花园活动、在草地仰望天空，或者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等，为“自己的时间”提供多种高水平感官体验，以及引发回忆和思考的空间选择[38]。
（4）治疗体验：访谈结果和日志分析表明，使用者对治疗活动的体验呈现两级化（图7），说明花园为患者提供了既支持又挑战的环境[37、38]，能够促进广泛的活动满足不同治疗阶段不断变化的患者需求[37、38]。由于活动是自愿的，使用者可以自主调节活动形式适应当前的康复阶段，因而被认为是积极的。
7 使用者对Nacadia治疗花园治疗活动体验的两极化[38]
（5）健康效益：健康效益的评估可以从疾病症状、功能水平、生活质量、回归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量表、问卷进行定量评估，也可以通过日记法、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进行定性研究。结果显示，经过Nacadia花园的干预治疗，患者总体的健康水平均得到显著提高[39]，长期病假显著减少[40]、患者记忆力得到改善、认知问题减少、感觉更平静，同时精力更充沛[37、38]。花园还对患者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治疗后人群对公共绿地的使用频率显著增加，对自然环境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正向情绪和幸福感增强，说明治疗活动具有转化到日常生活行为的可能性，有助于推动以预防为主的健康生活模式的形成[41]。
政策制定者、管理人员、土地所有者均对8个知觉感官维度感兴趣。鉴于文字信息的抽象性，实际应用中有不少困惑。由此，Patrik Grahn团队开发了一套适用于景观设计师、城市规划师的循证设计工具，并成功用于Octovia健康森林的分析与设计[42、43]，为康复景观循证设计提供示范和指导。
2）Octovia健康森林
Octovia健康森林位于丹麦最大的木本植物园中，占地约2hm2，主要为日常生活中遇到压力的成年人设计。首先从知觉感官维度的强度切入，就既有空间的植被与湖泊环境进行评估，确定了8个感知维度的空间类型。根据相应维度的指标确定需要增强、削弱和移除的环境要素，并按照预期的疗愈目标重新设计，保障每个空间可以突出一个特定的知觉感官维度。具体操作步骤如表2。
表2 基于8个知觉感官维度的健康促进设计工具操作步骤[42]
一条750m长的小径将8个空间连接起来，沿环形路径的位置顺序进行编号，使用标识描述当前的知觉感官维度，并解释空间是如何设计与使用，具体空间顺序如表3。
表3 Octvia健康森林的8个知觉感官维度空间[42、45]
研究结果表明，Ocvia健康森林具有精神恢复和生理机能恢复作用[44]，同时在感知恢复性方面的评级高于类似研究中未经设计的自然环境，表明通过循证设计提供有针对性的的疗愈环境的必要性[45]。其中，代表“宁静”“物种丰富”“避难所”和“自然”的空间评为最具恢复性，证实了早先的研究结果。设计工具的有效性也得到了初步验证，有待更多项目的进一步检验[42]。
三、启示与展望
随着大自然健康效益不断为科学研究所证明，基于自然的环境干预措施日益为医学界所重视，发展出各种绿色疗愈技术[46]，康复景观循证设计需求也日益广泛。然而，目前很多精心设计的“康复景观”并没达到预期绩效，甚至背离健康目标[36]。北欧学者构建的支持性环境模型、康复景观循证设计模型、基于8个知觉感官维度的健康促进设计工具，以及使用后评估工具等，无疑为疗愈目标融入环境设计提供了有益的示范与指导。这种集研究、治疗、教育、示范为一体的模式，也为相关工作提供了积极的启示。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拓展：
1.康复景观与治疗活动结合能够提升疗愈效益，应是未来非药物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除压力人群，研究团队近年也开展帕金森[47]、脑卒中[48]、暴食症[49]等治疗实践。未来还应拓展更加广泛的人群，形成更多有针对性的环境模型，促进环境设计的健康效益。
2.推动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建筑学等传统设计学科与医学、心理学等合作，为循证设计和疗愈实践提供有力支持。建构从城市公共绿地、居住绿地、道路绿地、附属绿地等层面切入建立支持性环境体系，促进一种以预防为主的健康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提升人口健康水平。
3.积极开展应用示范与科普推广，传播与自然和谐的健康生活方式，逐步改善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新冠疫情（COVID-19）爆发促使人类进一步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生存模式，从恢复性环境切入不但有助于提升环境质量，还可促进公共健康乃至人类福祉，并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应是当前环境规划、设计行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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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
图1~图7 周同月改绘自参考文献。
表1~表3 周同月绘制。
本文刊登于《住区》杂志总第100期“公共空间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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